“留学报国的新机遇已经到了！”

　　前不久，坐在韩国延世大学中央图书馆自习室搜集课题研究资料的张雷生，在微信朋友圈上发了这样一句话，瞬间得到了许多海外留学生朋友的点赞。张雷生是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和韩国高校的中国兼职教授，按照韩方高校的教学安排，有十几位韩国博士生要听他讲解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

　　因为家境贫寒，童年的张雷生学习和生活并不轻松。但在党和国家的政策照顾和父母的坚定支持下，张雷生先后走出乡村，走出县城，最后走到了省城，后来又在国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的支持下走出国门，入读韩国延世大学。2014年，作为海外博士百人计划引进的优秀青年人才，他顺利入职吉林大学。

　　“没有党和国家的培养和支持，我就不可能留学，更不可能有今天。”张雷生心怀感恩地说。而作为海归报国代表之一，张雷生能够“逆袭”，其背后，正是有党和国家的政策做坚强后盾。

　　这一切，得从40年前那场伟大并开启中国教育新篇章的历史决策说起。

　　从恢复派遣留学生到形成出国留学潮

　　莫道大海苍茫，滥觞必有源头。

　　时光倒转，回到1978年。

　　“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

　　“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当年6月23日，在听取清华大学校长刘达的工作汇报，并与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教育部部长蒋南翔、教育部副部长刘西尧等进行座谈时，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同志“一锤定音”，作出了恢复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战略决策，并作出以上指示。

　　决策一经传出，首先在教育界激起强烈反响，全国上下亦为之振奋。这一决策可谓“高瞻远瞩”。

　　那时的中国，高级专业人才出现断层，科研机构和高校人才匮乏，改革发展急需的人才更是青黄不接，“枯藤老树昏鸦”。

　　中华民族当如何破局？

　　好在，历史总是存在转折点。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加速人才培养，学习吸取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经验以及其他有益的文化以适应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乃当务之急。

　　毕竟，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国耽误了太久，不能等了，也等不起了。

　　为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教育部迅速制定计划，采取措施，在最短的时间内确定了“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保证质量、力争多派”的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生选派原则，于1978年7月11日向方毅和邓小平报送了教育部外事局干部张寅安起草的《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同时作出了3000人的派遣计划。

　　报告递上去后，却招来不少反对意见，其中最尖锐的疑问是：“人派出去不回来怎么办？”邓小平听后说：“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

　　随后，1978年12月26日，中国向美国派出的首批52名留学人员正式走出国门。

　　曾分管教育外事工作的原教育部副部长李琦曾在央视纪录片中回忆，当年7月，方毅在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科技代表团时，与对方商定，我国派团赴美直接商谈双方互派留学生事宜，希望能借此打开局面。同时，派教育部副部长雍文涛率团赴日本、加拿大，我国驻西欧的一些使馆也同时展开接洽留学生的事务。

　　决定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随之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奏。

　　然而，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那个年代，往美国派留学生难度可以设想，毕竟当时的中美两国还没有正式建立官方外交关系。

　　1978年10月7日，作为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后我国派出的第一个谈判代表团，以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为团长，李琦、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教育部外事局副局长李琼、国家科委外事局副局长黄坤益、外交部美大司负责人艾大琰，以及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徐光磊、廉正保、倪耀礼、马家骊、郭懿清等老中青团员共11人，用民间访问、交流的形式，开始了急迫而紧张的访美之旅。

　　一场艰苦的谈判随之开始，由于隔阂太久，中美双方意见存在较大分歧，谈判一度僵持。最终，经过双方努力，达成了11项口头谅解。

　　在这些口头谅解中，明确了以下内容：美方在1978—1979学年接收中方500—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方接收美方60名留学生、访问学者；学习费用由派出方支付，但对于可能提供的奖学金，双方均可充分利用；派出人员应遵守接收国的法律和规定，并尊重其风俗习惯。

　　与此同时，中国教育向美国学子敞开了大门。1979年，中国热情地接待了美国的第一批来华留学生、访问学者。

　　以中美互派留学生为标志和契机，中国正式拉开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的序幕。

　　40载白云苍狗。截至2017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60万大关。40年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已达519.49万人。

　　中国，迎来了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出国留学热潮。

　　教育对外开放的道路越走越宽

　　驿路梨花处处开，沁香入脾瓣蕊白。

　　先后与36个国家和地区的219所大学、研究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每年派出600多名各层次学生赴海外高校交流学习，2017年有来自97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留学生1500多名在校学习……这组数据，来自一所以东北命名的高校——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的教育合作与交流成就，只是40年来中国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一个缩影。

　　然而，上世纪80年代，东北大学还叫东北工学院。那时，老东北大学的海内外校友强烈希望能恢复东北大学校名。1993年3月8日，经国家教委正式批准，东北工学院复名为东北大学。

　　以东北大学复名为标志性事件，1993年，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注定记载着不平凡。这一年年初，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加强国家教育交流与合作。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1993年6月30日，国家教委在对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行为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下发了第一个较为全面规范合作办学的政策性文件《关于境外机构和个人来华合作办学问题的通知》。

　　1993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首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确立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政策。

　　政策撑腰，教育大胆向前：2004年,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2005年，宁波诺丁汉大学由教育部批准建立，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办的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学；2013年，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获批准建设，成为第一所中国高校全资设立的、具有独立校园的海外分校……

　　其间，孔子学院的诞生，堪称中国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汉语热也持续升温，但国内外的汉语教学机构和资源储备远远无法满足其日益增长的需求。从2002年开始，教育部和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开始酝酿借鉴各国推广本民族语言的经验，在海外设立语言推广机构。

　　目前，我国已在全球149个国家（地区）建立530所孔子学院和1113个孔子课堂，现有中外专兼职教师4.62万人，累计培养各类学员900多万人。

　　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十六字留学工作方针。2014年12月，全国留学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专门对留学工作作出重要批示。

　　40年间，进一步扩大教育开放，最直接的收获就是世界和中国有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才。

　　1978年第一批被派遣出国的52人中，归国后17人成为院士。40年间，中国留学生的足迹已经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70%以上的“985”高校校长、90%以上的长江学者、98%的“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都曾求学于海外。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科学院院士的81%、中国工程院院士的54%、国家“863”计划首席科学家的72%均为留学回国人员；在载人航天工程、高温超导等重大项目和高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中，留学回国人员作出了重大贡献。

　　今天，已经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留学人才“回国潮”。教育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留学人员年度回国人数达到了48.09万，其中获得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及博士后出站人员达到22.74万。

　　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的大门越开越大

　　“中国塑造了我，我要用我学到的知识为未来东盟与中国交流尽一份力。” 在2017年第十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式上，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的泰国留学生彭文彬，作出了这样一个承诺。

　　彭文彬没有任何中国血统，普通话却说得跟中国人一样地道。在中国的6年，彭文彬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和日益繁荣，也见证了中国教育对外开放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7年1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早在2015年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就曾指出：“我们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世界和中国都需要越来越多的“彭文彬”，而教育，无疑最有资格最先“联通”。

　　2016年4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全面指导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发布。作为《意见》的配套文件，教育部2017年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

　　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成立中俄、中美、中法、中英、中欧盟、中印尼、中南非、中德八大中外人文交流机制，与1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系，与46个重要国际组织开展教育合作与交流。

　　2018年3月11日下午，习近平主席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容被写入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投票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的序言中。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契合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顺应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潮流，也因此而成为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欲达之境。

　　同时，世界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而更为绚丽。回首改革开放40年，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背起行囊，奔向这个古老而又充满创新色彩的东方大国——中国。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亚洲第一留学目的地国。

　　2017年2月，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任展涛，掌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技术研究所。这意味着该所成立20周年来，首次出现了中国面孔的总舵主。早在2013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就曾引起国际“惊鸿一瞥”。以展涛、郝平为代表，中国高校、政府、学者和专家正逐渐走向世界教育舞台的中央。

　　2016年10月6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教育部长会议在秘鲁首都利马闭幕，会议通过的《APEC教育战略》确定了到2030年亚太地区教育发展的愿景、目标与行动。而《APEC教育战略》，正是由中国牵头制定的教育发展蓝图。

　　中国上海学生在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中屡次独占鳌头之后，英国先后派出两批数学教育专家和教师来华“取经”，并邀请上海数学教师赴英国开展示范教学活动。从今年1月起，英国约8400多所小学可以选择使用翻译自中国的数学教材。

　　基础教育向世界展示特色和底蕴的同时，中国高等教育也在全球壮丽璀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约旦、埃及等10多个国家向我国发出境外办学申请。2015年初，约旦首相马舍尔邀请我国高校赴约旦开展职业教育办学，为其培养应用型人才。

　　40年如白驹过隙，中国是教育对外开放的最大参与者，亦为直接受益者；面向未来，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中国教育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本报记者 黄金鲁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