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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闸门重启之后

2013-08-19 11:51 作者: 中外合作办学教育网 来源: 未知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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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闸门重启之后
2013年08月19日 02:24 21世纪经济报道
马晖
 
   暑热的8月,来自全球范围内的300名年轻人将踏入上海纽约大学的校园,开始他们在大学生活。
   很多人都关注着这所黄浦江畔的大学,有人甚至已将之视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新起点”。大约在十年前,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三所学校拉开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中外合作办学的序幕。
   而在2006年-2009年的停滞之后,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下文简称《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中外合作办学的闸门亦重新被打开。
   上海纽约这样的“中西合璧”的大学究竟能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怎样的变革,如果我们从上述前行的“试水者”身上就可一窥端倪。
   “教育的发展、改革、开放是三个完全不同的相互独立的维度,我们可以看到30年来教育的发展成效最大,改革其次,而对外开放是一个根本。”北京理工大学杨东平教授表示。

   鲇鱼效应
   无论是新近批准设定的上海纽约大学、温州肯恩大学,还是此前已运行近十年的首批“试水者”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在教育界人士看来,这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很大程度上都像是一条被放进池塘中的鲇鱼,扮演着搅动一池春水的作用。
   “上海纽约大学首先是中外合作的独立的办学机构,同时它也是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是纽约大学非常大的特色,也是我们的性质。”上海纽约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赵建中说,他全程参与了上海纽约大学的筹建过程。
   显然,在上海纽约大学的身体先天就带有着纽约大学的基因。以该校的学科设置为例,该校就为入读的学生制定了个性化人才培养方案。在即将到来的开学年,就读该校的每一名学生将会被校方指定一名学业导师;而学生在选定专业后又将选择一名教授作为他的导师。
   “我们的目的,是秉承纽约大学教研相长的大学传统,为学生提供与专业相关的科研机会,增加学生的学习体验。”赵建中表示。
   更为突出的,则是上海纽约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非常明晰地“拷贝”了纽约大学博雅教育的传统:
   上海纽约大学的新生,在其本科阶段前两年主要是核心课程的学习,专业教育主要在后两年,可选一至两个专业。核心课程包括社会和文化基础、写作、语言、数学、科学等,特别强调必需的知识板块、全球视野以及能力培养等。
   而文理交融也是上海纽约大学在人才培养模式中的一个特点。
   在核心课程的“社会和文化基础”这个模块中,校方专门单独列出了关于中国的两个模块,即《社会科学视野中的中国》以及《中国艺术》。
   为此,合作方之一华东师范大学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确保上这门课的中国学生和外籍学生都可以对课程内容充分了解。而据上海纽约大学校方负责人介绍,这两门课程的开设“是经过很大的谈判以后谈成的”。
   “上海市政府、华东师范大学和纽约大学都认识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在乎多办一所大学、多招一些大学生,而需要的是高质量、有特色的教育,需要的是改革和创新的勇气。所以我们把目标定位是建成一所世界级、多元文化交融的大学。”赵建中说。
   对此,西交利物浦大学校长席酉民亦表示了类似的观点。西交利物浦大学是由西安交通大学和英国利物浦大学合作创立的,位于苏州,目前注册在校生7500人,其中约1500人在海外学习,校内现有海外生与英国交换生100余人。帮助学生健康成长、兴趣导向以及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理念,就迥异于国内高校。
   “比如育人理念,‘兴趣导向’就不是简单一句话,怎么样让学生有兴趣,怎么样让学生进入学校重新选择专业,这在很多大学都非常难的,”席酉民表示,“但是我们必须做到,这是对大学极大的挑战”。
   据他介绍,因为鼓励学生按照个人兴趣选择专业,有时会出现部分专业最后仅有五六名学生选的情况,一个专业只有几个学生,整个系的老师都要陪着这几个学生,如果从运行成本上是绝对不能运行,“但是我们考虑到你既然promise,我们就要keep promise”。
   在席酉民这位学者型校长看来,西交利物浦大学要尝试将世界三大教育体系的优点结合起来,既要有美式教育体系的灵活性,又要有英式教育体系的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同时中国教育重基础的优点也不能丢弃。
   “《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以来,对外教育开放最大的亮点就是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在中国国内的成长。”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认为。
   在他看来,引入更多的海外高校与国内高校开展合作办学,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促进国内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这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为国内的优质教育提供生长的土壤,这个土壤可能是原来的教育体制下所不具备的。”
   对此,清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王晓阳教授也持肯定意见。“我们国内的大学还是多以教师中心为主的教学模式,包括我所在的学校,你可以到有些课堂看看,老师在上面讲课,学生都不太听,尽可能坐得离老师远点,老师也是尚可念完PPT就走人,根本做不到学生为中心。”王晓阳称。
   除了在人才培养模式之外,这几所中外合作大学的高校治理结构也是符合国际惯例,普遍实行了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如西交利物浦,该校设立了董事会,法人代表为中国公民,角色相当于英国体系中的chancellor,不参与学校的运行。董事会由四位中方代表和四位英方代表构成。中方兼董事长,英方兼副董事长。人事和财务由中方人员主要参与管理。
   更为有趣的是,与中国其他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同,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党委实行属地化,隶属苏州工业园区高教党委,副校长兼任学校党委书记,党委不参与学校的行政决策。
   上海纽约大学也设立了理事会,其中中方4人、美方4人,弱化党委角色在学校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
   有学者表示,中外合作办学在管理体制方面确实有很大的触动,比如相对弱化党委领导而强化理事会的管理,这一点国内大学想做而做不到的。
   “我们现在强调大学资质、办学自主、学术自由,这些东西在我们中外合作办学看起来是比较有希望得到的。” 王晓阳表示这种制度的优势是中外合作办学能够给国内大学的一个推动和刺激的地方。
   “我觉得中外合作办学对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秩序原来过于僵化的秩序,其冲击作用是非常明显的。”王烽称。

   摇摆的政策
   赵建中觉得,上海纽约大学的筹建,其实是“乘了政策的东风”。
   作为参与筹建的当事人,他清楚地记得上海纽约大学筹建的几个重要性节点时间:
   2008年6月美方提出建校意向函。2009年2月25日,华东师大收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关于纽约大学寻求与华东师范大学合作办学事”的明电传真。
   2009年4月24日和5月22日,华东师大校长和纽约大学副教务长分别访问对方学校,就合作办学建校最初的接触和商讨,并形成备忘录。
   2011年1月17日,获得教育部同意筹建上海纽约大学的批复,随即组建了上海纽约大学筹建班子,启动人员招聘。2011年3月,“创新中外合作办学机制,加快推进上海纽约大学建设”作为教育部与上海市共建“国家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的重要内容,被列入上海市政府重点工作。
   2012年9月22日,获得教育部正式设立上海纽约大学的批准。 2012年10月15日,举行了成立仪式。 2012年11月,学校2013年招生方案获得教育部正式批准,12月全面启动招生工作。 2012年12月,浦东陆家嘴(11.75, 0.38, 3.34%)的教学大楼结构封顶,进入外立面建造和内部装修阶段。 2013年8月,首届300名本科生即将入学,其中151个国内学生,149名国际学生。
   从上述时间轴上可以明显看出,2011年上海纽约大学的筹建进入到快车道,关键在于2010年7月《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
   在这份有着新世纪(11.15, 0.00, 0.00%)新教改纲领性文件的《教育规划纲要》中,首次把“教育国际化”这五个字写进政府工作文件,很多人为此吃了一颗定心丸。
   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辉曾参加了《教育规划纲要》的起草,据他回忆,“这五个字拿进去又拿出来,反反复复经过几进几出,最后才把这五个字写进去了”。
   而在最终公布的文件中,也明确提出举办一批示范性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并对培养国际化人才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文件中的上述表述,无疑为包括赵建中在内的中外合作办学的筹办者提供了极大的利好消息,上海纽约大学随后筹建中的势如破竹就可以很好理解。
   然而,熟悉中外合作办学历史的人都知道,此前决策层对于是否放开国内的高等教育市场其实是有不同的声音。
   据知情者透露,从2006年至2009年的四年时间里,教育部基本上冻结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审批,办公室里堆积上千份的申报材料。当时对于中外合作办学要“大办好、小办好还是不办好”有各种声音,作为教育行政部门意见也不太一样。
   决策层的摇摆,一方面是担忧合作办学中良莠不齐,出现“野鸡大学”,滥发学位证;另一种担心则更多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顾虑。直到2010年,教育部才开始恢复中外合作办学的审批工作。
   据知情者透露,目前的审批流程是:每年审批两次,由拟举办者向教育部提出申报,三月份报一次,九月份报一次,报完以后,5月、11月会集中组织专家组进行评议,最后行政审批机关来审批。
   统计数据显示,《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以来,批准的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二级学院有10个,比较申报数量与通过数量,该项申请的淘汰率非常高。
   在一项由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人权法研究中心主任杨成铭教授牵头的 《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中外合作办学政策法律环境研究报告》中,披露了如下一组数据:在2011年第一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名单中,批准新项目45个,不予批准116个,通过率仅为28%,淘汰率高达72%。
   此外,教育部在一边小心翼翼开闸的同时,也加强了相应的监管力度。以监管部门调整来看,今年3月份,教育部国际司专门设立了一个教育涉外办学管理处,原属政策法规处的中外合作办学管理职能,被剥离到教育涉外教学管理处。
   “可能有这么一个政策的信号,要加强指导推进、监督检查和宏观调控。”有知情者表示。
   此外,上述知情者透露,从去年上半年开始,教育部一直在拟定一部名为“中外合作办学建设指导意见”的文件。本来,在今年4月底教育部党组就开过一次会,把这个意见稿放到部党组去讨论,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意见稿并没有在是次会议上通过,现在还在修改之中,“本来预计今年上半年能公布,现在看估计最早要到年底了。”
   不过,多位接受采访的教育专家均表示,尽管国家决策层在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上还处于谨小慎微的状态,但可以预见的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将会倒逼大门尽快打开。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曾对教育服务贸易做出承诺,中国的教育服务贸易也一直处于教育逆差之中,而这个剪刀差越来越大。
   2012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是42.9万,而到中国来留学的外国留学生仅有29万人,且其中很多学生是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的,教育服务贸易剪刀差显而易见。更为关键的是,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学生留学海外,教育经费的流失也日渐惊人。有统计显示,中国留学生中,有46%的家庭准备用家庭总资产的20%-50%供养学生去留学。
   “自2011年中国就当之无愧的坐上了教育出口第一大国的宝座,这种教育逆差无论从哪些主要方面而言都对我国教育发展是不利的,”杨成铭表示,“我们在政策和法律导向上就要更多的鼓励中外合作办学”。
   而从国际经验上来看,近年来很多“教育进口国”都在极力吸引国外高校到本国开展分校,比如澳大利亚的南澳州政府资助卡梅隆大学建立国外第一所分校,新加坡政府吸引10所国外大学的计划已经完成。在一贯被认为比较保守的中东国家,在教育开放方面的步子迈得很大,卡塔尔的教育城都是吸引国际大学的特区,给大学许多优惠甚至资源的资助。
   “所以,和中东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的教育开放在这方面是落后的。”杨东平教授表示。

   先要活下来
   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几家学校而言,其实他们并没有考虑那么多宏大的命题,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活下来,想要维系一个国际水准的教学质量,足够的资金支持必不可少。
   以西交利物浦大学为例,该校的基础设施建设是由国有的苏州市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完成,学校分为南北两个校区,业已建成的北校区占地240亩,建筑面积16万㎡,建设总体造价达16亿人民币。而待建设的南校区共占地370亩,土地产权由学校购买,亦开支不菲。
   此外,学校的教师团队的组建,成本亦非常高昂。据西交利物浦大学校长席酉民介绍,该校现在有500个教授,80%是外籍,来自全球50余国家。这些教授的薪资多是按照国际标准来制定,以商学院教授为例,“好一点的教授在国际上都是年薪30万美金左右”。
   对于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下文简称“UIC”)协理副校长陈焕贤而言,现在遇到最头疼的事也是后续资源投入不足的问题。
   据她介绍,位于珠海的这座内地与香港合办的学校,现在有学生7700多人,按照规定需要有6万平米的教学行政办公场所才符合基本标准。然而,UIC现有教学行政楼八栋,可用面积大约仅有4万平方米,缺口巨大。
   “由于不能够容纳所有学生住,所以我们大概有一千多的学生在外面租地方住,教师人员是从香港、澳门、台湾或者是外国来的,目前我们没有教职工宿舍,所以要花很多财政方面的力量来满足教师住的问题,有时候也会造成部分的流失。”陈焕贤表示。
   不过,她透露今年学校的所在地珠海市政府已答应向UIC伸出援手,从明年开始每个学生补贴有900块钱,“我们非常高兴经过多少年的努力,政府方面知道了我们的困难,开始给我们解决。”
   对于陈焕贤的感叹,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洪成文深有感触。UIC筹建之初,作为董事会成员洪成文亲自参与了整个过程,“这个学校的很多章是我带着跑出来的”。在他看来,中外合作办学的建立,只有亲身体验过才知道这个事情的艰难。

   因此,他认为评判一所中外合作办学学校成功与否,首先是要看这所学校是否活得下去,活得长久的问题。关键点则在三个方面:第一要有国家的相关支持政策;第二要实现学校资金的良性循环;第三是用户说了算,如果学生的家长对这个学校不看好,没有学生来,学校早晚要关门

   而接受采访的多位中外合作办学者则更关心国家政策是否还可以继续加大改革力度,给学校松绑,以创造更多生存发展的空间。
   以UIC为例,他们目前遭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主要是因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政策抵触。比如,香港是自由港,税率较低,而内地的税率相对而言较高,依照国家现行规定,同样的教职员工在香港交纳个税最高额为工资总额的17%,澳门是5%,而在内地则要缴纳25%-30%左右的个税,更高教授级别的要缴纳40%的个税,这让学校想要留住教师就必须要花更多的钱,人力成本压力很大。
   此外,由于在香港实行的是学术独立,大学可以自行决定开设课程。前几年,UIC参照在香港时的惯例开设了英语第二教育语言专业,学校开设该专业几年后发现该专业毕业的学生找工作很困难,因为按照内地教育部门规定,UIC并非是师范院校,没有资格培养师范类学生。这样导致很多学生家长对UIC表示质疑,“非常生气,骂了我们整整一年”。
   “这是制度的问题,我们香港的大学进来不懂做事的方法,所以遇到很多困难。” 陈焕贤苦笑着说。
   不过,她也坦承,经过八年的磨合,现在很多事情都顺利得多,不久前教育部特批该校在广东省实行631的招生模式,即高考成绩占比60%,英语考试成绩占比30%,中学成绩占比10%的综合招生模式。
   “希望今后教育主管部门能给我们更多的帮助与空间。” 陈焕贤说。
 
 
(责任编辑:中外合作办学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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