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从国家战略高度对粤港澳大湾区作出系统、长远规划。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国家对大湾区的重要战略定位，而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培养有赖于教育。高等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顶层，是科技创新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打造世界级优质高等教育集群是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纲要》指出，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成为教育和人才高地，支持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引进世界知名大学和特色学院，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一流学科建设。这为大湾区高等教育群落发展指明了新路向：一方面，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是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的核心构件；另一方面，建设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契合了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对世界级优质高等教育集群的迫切需求。那么，如何定位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当前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系统有哪些内外部优势条件与阻碍因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发展方略为何？厘清上述议题对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建设尤为必要。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建设本质上是一种教育国际化发展行为，因此，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的内涵及战略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教育国际化活动陆续增多，对教育国际化的文献描述则始于1969年。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俨然已成为一场世界性的运动，相应地，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亦不断丰富与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专家简·奈特（Jane Knight）提出了分析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动因理论，即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动因来自四个维度和两个层面。四个维度包括政治维度：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安全，进行技术援助，实现国家认同、地区认同，以制定对外政策，实现和平与相互理解；经济维度：旨在增加经济营收和提升竞争力，充实劳动力市场以及财政收入；社会文化维度：意在实现国家文化认同、跨文化理解、世界公民培养、社会和社区发展；学术维度：以扩展学术视野、促进院校建设、提升形象与地位、提高质量、达致国际学术标准、增强教学和科研的国际化为目的16。两个层面包括从国家层面考量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动因，如发展人力资本、创收、国家建设、文化传播等；从高等院校自身国际化的需求层面考量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动因，如提升国际形象和声誉、提高质量、创收等20。不难发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四个维度已然涉及国家和高等院校两个层面。因此，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维度与层面形成一个交互矩阵。然而，随着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持续推进，其所涉及的层面已不再局限于国家和高等院校，而是囊括了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区域（如东盟、欧盟等）、国家和高等院校多个层面。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区域不仅包括跨国家和地区的区域性组织，如欧洲高等教育区，亦包括国家内部的区域层面。区域层面国际化通常以地理位置临近而发起，重在发挥区位优势。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源于实践，亦为具体的国际化实践提供了指引。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建设是国家内部区域层面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各个层面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均是竞争力导向的国际化，如学术竞争力、经济竞争力、政治竞争力和社会竞争力等。因此，究其实质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建设是以竞争力为导向的区域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基于竞争力导向的区域高等教育国际化以提升区域高等教育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为目标，对区域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进行长远及宏观谋划。其关键是在对区域高等教育竞争力优劣势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在全球范围内积聚资源、取长补短，有针对性地开展高等教育跨境活动。

“国际教育”这一术语最早由美国国际教育协会于1919年提出。学界对国际教育的界定各有侧重。《教育大辞典》对“国际教育”的释义有三条：一是教育学分支学科，研究跨国和跨文化教育问题及教育、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和作用；二是教育内容的一种，使受教育者获得理解国际问题所必需的语言、能力、观念和态度；三是教育计划，促进各国教师、学生和资料等的交流。尽管“国际教育”一词的出现早于“教育国际化”，但国际教育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不断丰富与发展，和教育国际化的含义出现诸多重合。从外延来看，教育国际化通常指代的是高等教育，而国际教育则涉及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三个层次。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是教育国际化与国际教育交融意义上的国际教育示范区，即致力于高等教育层面国际化的国际教育示范区，主要体现在以国际课程、跨文化议题、国际理解等为内容，以机构流动、项目流动、人员流动等跨境交流与合作为形式，以培养国际化人才、世界公民和打造国际水准高等教育群落为目标。《现代汉语辞海》将“示范”定义为做出榜样或典范，供人们学习，起示范作用。基于此，“示范区”应是一个能够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特定区域。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是在大湾区内构建的一个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国际化高等教育集群。从示范区的示范对象来看，国内高校及区域高等教育共同体是示范区所面向的对象。从示范区的示范内容来看，示范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在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实现区域高等教育资源的整合与优化，构建国际高等教育共同体；二是如何创新跨境合作办学形式，引入扎根我国的世界知名大学和特色学院；三是如何形成并发挥示范区的支撑与辐射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应致力于彰显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优势与特色，以国际化作为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标签或“名片”，发挥其对我国内地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示范引领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的主要功能是成为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全面、深层次协同办学、联合科研、联动服务大湾区，创新合作模式的试验区；引进世界知名大学和特色学院，创新中外合作办学类型、形式与机制的先导区；先行先试、引鉴内地高校与港澳高校深度合作的示范区；强强联合，建设世界级区域高等教育中心的引领区。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建设应遵循“共赢、创新、提升”的原则，打造成“国际化、多元、辐射”的示范区。互利共赢是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高等教育深度协同的动因；形式与机制创新是拓展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高校及与世界知名大学和特色学院合作办学的保障；提升整体质量是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对内具有凝聚力、对外具有吸引力的基石。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建设旨在打造具有国际化水准的优质高等教育区，构筑粤港澳大湾区及中外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校的多元合作办学体系，最终形成对我国内地具有辐射力、对国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区域高等教育中心。

正如简·奈特所言，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个复杂且关涉多层次的过程。高等教育国际化动因理论为阐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战略价值提供了分析框架。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建设的战略意义体现在学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五个维度和大湾区区域、大湾区高等教育院校两个层面。具体来讲，一方面，对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建设对实现大湾区战略定位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大湾区国际化高等教育示范区能够提升大湾区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准、科研实力，并组建策略联盟；推动大湾区经济实现协同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创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实现粤港澳三地相互理解与合作；达成大湾区区域文化认同，共促社会互联互通；促进人力资本流动，培养、吸引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对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自身而言，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能够提升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国际声誉、学术质量，助力知识创新；借助科技创新与转化支撑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发展留学生产业；促进大湾区国际理解与跨文化认同；加强大湾区教师和学生的跨校、跨境交流与合作。通过优势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组合及引进世界知名大学和特色学院等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能实现优势互补，提升高等教育集群的国际竞争力，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成为国际化高等教育聚集的特色区域。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需以对大湾区高等教育群落优劣势的透彻分析为基础。态势分析法源于企业的战略分析，近年来被普遍应用于高等教育的战略规划分析中，主要对组织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遇（Opportunities）和挑战（Threats）进行分析，又称SWOT分析。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建设的目标需要清晰地把握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内部优势和劣势以及外部机遇和挑战（见图1），这亦是制定示范区实施方略的“路基”。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建设营造了全方位合作及国际化指向的环境。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亦是一种战略愿景，愿景孕育着机遇。跨区域高等教育集群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需要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与高等教育领域合作发展、协同并进，甚至需要其他系统先于高等教育系统开展合作以提供铺垫和基石。以欧洲高等教育区为例，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先于教育领域，经济一体化、文化认同等为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建成奠定了基础，使之成为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科技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系统规划：经济领域意在推动大湾区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实现粤港澳市场高水平互联互通，联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科技领域以构建开放型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为目标，通过三地科技创新合作，建设开放互通的区域创新体系；社会方面将大湾区打造为宜居宜业的优质生活圈，推进在粤工作、生活的港澳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交通等方面享有与内地居民同等的待遇，为港澳居民在内地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加强多元文化交流融合。这为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建设奠定了全方位合作的基石，亦为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合力发展与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学科专业、共享高校科研资源协同开展前沿重大科学研究、实现师生人力资源和技术的跨境流动塑造了外部生态系统。同时，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主体，香港、澳门特区政府将大湾区建设视为重大的发展机遇，主动谋划并积极参与大湾区建设。2019年6月，广东省教育厅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和澳门特区政府教育暨青年局、澳门高等教育局分别签订《粤港资历框架合作意向书》《粤澳教育培训及人才交流合作意向书》，积极探索实现大湾区高等教育学历资格、学分互认。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央领导小组的成立以及粤港澳三地政府的积极响应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的建设提供了战略机遇及政策保障。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定位属于外向型、高水准的目标指向，这需要与之相匹配的高等教育系统提供支撑。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的国际化指向恰与外向型、高水准的战略定位相契合，外向型战略定位为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的建设提供了共生环境。

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直面国内、国外多重竞争。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内面临与京津冀高等教育集群及长三角高等教育集群的竞争。《2018年来华留学统计》中留学生数排名居前十位的省份为北京（80786人）、上海（61400人）、江苏（45778人）、浙江（38190人）、辽宁（27879人）、天津（23691人）、广东（22034人）、湖北（21371人）、云南（19311人）、山东（19078人）。河北虽不足万人，但京津冀、江浙沪地区对留学生的吸引力显著优于珠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面临“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种法律制度等复杂境况，三地高等教育制度亦存在差异，因此，京津冀、长三角区域在高等教育合作方面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明显弱于大湾区。另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建设面临国际高等教育市场的“堵截”，远有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近有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从“远端”来看，欧美国家拥有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具有吸引国际学生的先发优势。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国际留学生数据可知（见图2），欧美国家招收高等教育层次国际学生呈显著的扩张趋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2019年教育数据一览报告》显示，在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市场中市场份额居前列的欧美国家分别为美国（22%）、英国（10%）、德国（6%）、法国（6%）、加拿大（5%）。此外，已有世界湾区高等教育强劲的国际化发展态势使竞争更趋激烈。以美国旧金山湾区为例，加州高等教育系统持续扩招国际学生、延揽国际师资。美国《开放门户2019报告》数据显示，美国招收国际学生排名前20位的大学中旧金山湾区占7所，超过三分之一。由此足见欧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仍极具吸引力。从“近邻”来看，2019年泰晤士报世界大学排行进入前300名的院校中，澳大利亚有17所、新加坡有2所、日本有5所。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是这些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甚至有国家将其作为重要的支柱产业，如澳大利亚国际留学教育已发展成为第三大出口产业。据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2018—2019年度，国际教育对澳大利亚经济贡献为376亿澳元（约合184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邻近国家的优质高等教育市场无疑将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集群形成竞争态势。

首先，粤港澳高等教育各具国际化发展优势：香港高等教育国际化优势显著；澳门高等教育在相关领域积聚了国际化优势；广东正着力提升其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香港以英国高等教育为模板，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较高。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公布的2019年全球国际化大学排行榜中，香港大学排名第一、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三、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五；除我国香港地区外，国际化前十的高校主要分布在瑞士、新加坡和英国；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排名最好，居第三十位；我国内地北京大学的国际化排名最佳，居131位，中山大学居172位。由此足见香港地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突出优势。回归后，澳门地区高校与其他国家和地区高校交流日趋频繁和多元，在葡萄牙语、酒店管理、旅游服务等专业高端人才培养方面采用国际认证的人才培养模式，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为充分发挥澳门旅游教育方面的独特优势，在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的支持下澳门特区依托澳门旅游学院设立了粤港澳旅游教育培训基地。国际化特色有助于港澳高等教育发挥在国际课程、跨境合作、国际人才培养等方面优势以共建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广东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处于提升阶段，正着力加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引入，如已引入香港中文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伯明翰大学等机构合作办学。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广东一系列高水平大学建设与引入计划正在启动，如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分校、香港城市大学惠州校区、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校区、大湾区大学等。其次，顶层设计为大湾区高等教育深度合作提供了支撑。在《纲要》的政策指引之下，教育部和广东省政府完成了旨在推进大湾区教育深度合作的“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规划”，对吸引香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赴大湾区内地合作办学、建设大湾区特色学院、吸引世界一流大学到大湾区合作办学进行了规划。最后，民间高校联盟积极为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提供智力支持。2016年，中山大学联合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等28所高校共同成立粤港澳高校联盟，定期召开校长论坛探讨合作发展事宜。《纲要》出台后，粤港澳高校联盟积极就大湾区高等教育发展进行研讨交流，相继在图书馆、医疗、超级计算、新材料、海洋科技、互联网金融、区块链等领域成立子联盟，合作培养人才。作为民间组织的粤港澳高校联盟通过自发的交流合作，在自上而下的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顶层设计之外，自下而上地为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建设助力。

首先，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建设面临的首要障碍即三地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的体制机制障碍。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教育制度存在差异，高等教育结构和规模殊异，高等教育资源的自由流通受行政壁垒限制，如高校教师、学生的流动及资源的共享缺乏制度保障，体制机制不畅。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建设需突破制约其深度合作的体制机制阻隔。其次，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悬殊。广东地区较弱，且中外合作办学形式以项目和人员合作为主，合作办学机构偏少。广东地区面临如何吸引世界知名大学和特色学院合作办学的困境。澳门地区高等教育整体国际化水准较低，这缘于澳葡政府长期对澳门高等教育“漠视不理”，只关心葡人子弟的教育，对华人子女的教育需求置若罔闻。历史原因致使澳门高等教育发展未获得足够的重视，起步较晚。直至澳门进入回归前的过渡期，澳葡政府才意图效仿英国将其高等教育引入澳门，仿照葡萄牙的大学对东亚大学进行改制。但由于葡萄牙自身高等教育开放程度及发展水平有限，其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回归前单一化“输入”葡萄牙高等教育制约着澳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基础及整体水平，致使其国际化起点较低，后期国际化发展受影响。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2019年全球国际化大学排行榜中，澳门无一所高校进入榜单。香港地区高等教育虽具有显著的国际化优势，但其与澳门地区皆属于典型的微型社会，人口规模少、土地面积小是微型社会的共性特征。与之相应，微型社会的高等教育系统同样呈现微型的征貌，两地均面临高等教育体量小、本地生源及办学空间有限等发展瓶颈。澳门地区仅有10所高等院校，香港地区有18所高等院校，校园占地面积较小，师生规模有限。以澳门为例，当前澳门10所高校共有教职员5236人，2018—2019学年共有在校生34279人，其中本地学生占47%。最后，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地区九个城市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主要聚集在广州、深圳两市，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主要落户于广州、深圳和珠海，其他城市相对处于弱势地位，不利于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的系统构建。

致力于建成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粤港澳大湾区无疑需要大量国际化人才支撑。故此，国际化高等教育集群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题中之义。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建设需要在体制机制上突破创新，内部充分整合已有国际化高等教育资源、外部引入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提升国际化水准，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并输出国际化教育，以实现国际化人才培养与吸附的磁场效应（见图3），从而为大湾区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促使大湾区国际化高等教育资源产生聚合效应是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建设的根基。一方面，大湾区要统整内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如前所述，香港地区拥有高度国际化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因此，优先强化大湾区内部高等教育集群的深度合作，是提升大湾区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的重要举措。当前体制机制障碍是限制粤港澳高校深度合作的关键瓶颈，因此，我国应建立自中央至粤港澳三地的协调推进机制，强化顶层的统筹协调，以逾越体制机制障碍。同时，国家应赋予粤港澳三地探索高校深度合作的自主权，创新合作办学模式，深化香港地区高校与内地广东“九城”合作办学，以设立分校、联合设置学位项目、互派交换生等形式加强协作。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还需优化香港地区高校与大湾区高校合作办学布局，除强化与广州、深圳合作办高等教育机构（分校）外，亦应加强同广东其他七个城市的合作；发挥澳门地区高校在葡萄牙语、酒店管理、旅游服务等专业国际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大湾区要组建高校战略联盟。香港、澳门微型社会具有开放多元的特质，这也是港澳地区高等教育表现出高度外向性（国际化程度高）的原因所在。但港澳微型社会的空间、本地生源等十分有限，面临如何保持微型高等教育系统的竞争优势以及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等困境。大湾区战略提出之前，粤港澳三地高等院校之间的合作早已有之，但普遍是松散、浅层次合作，三地高校间甚至存在竞争关系，加之体制机制障碍的制约致使三地高等教育缺乏深度整合。究其原因，在于缺乏能契合三地高等教育共同利益、统领三地高等教育的共同目标，而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为粤港澳高等教育由竞争关系转变为竞合关系提供了“催化剂”。竞争力导向的区域高等教育国际化联动发展与区域高等教育战略联盟具有内在耦合性。因此，创新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深度合作模式，组建由三地政府（自上而下）牵头的大湾区高等教育战略联盟，可实现国际化联动，契合粤港澳大湾区各方的战略需求，借此实现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的共建、共享、共赢，从而为内地与港澳高校深化合作办学提供示范。毋庸置疑，高水准是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的重要特征之一，因而大湾区高等教育战略联盟应共同制定国际化的质量保障框架，建立可比、透明的学分互认、学历认可与对接机制，夯实深度合作的“地基”。

在强化内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共享的基础上，大湾区应着力加强外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引进。一是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引进世界优质资源的战略规划。一方面，大湾区要加强与世界知名院校合作办学，尤其是加大广东地区引入世界知名院校合作办学的力度，创建优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及合作办学项目；另一方面，探索实现“粤+港+外”“粤+澳+外”合作办学模式，充分利用香港、澳门地区高校在与境外高校合作中的先发优势，发挥港澳高校的桥梁作用。二是避免仅与研究型大学或综合性大学等单一类型知名大学合作，充分考量、探索、加强与创业型大学、应用技术类院校、职业类学院等特色院校的合作，拓展与国外高校合作办学的层次、类型，从而构筑多样态的中外合作办学体系。以旧金山湾区为例，硅谷是旧金山湾区的标志，因此，众多研究者只关注到研究型大学群体，如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在旧金山湾区所取得成功中的重要作用。然而，正如理查德·斯科特（Richard W. Scott）等所言，湾区需要的是一个复杂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不仅需要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而且同样需要其他类型的卓越高校3。旧金山湾区由研究型大学（以知识创造为主的研究密集型大学）、学士学位院校（文理学院）、综合性院校（以职业型或专业型项目为主的本科院校）、社区学院（提供副学士学位职业教育）、特色院校（专门提供如神学、医学、操作技能类特色专业的灵活时间制院校）和营利性院校（提供各种学位层次教育的营利性机构）构筑起了多样化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在引入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时应着眼长远，从高等教育系统（层次与类型）与产业系统（结构与类型）形成互动共促组织生态系统出发，着力构建多层次、多类型的中外合作办学体系。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城”中除中外合作办学力度远远不够外，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在中心城市还呈现分散趋势，如广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彼此分离，未能将国际优质教育资源有效聚拢，充分发挥聚集溢出效应。在粤港澳大湾区及国家“双一流”建设的推动下，广州、深圳两中心城市的高等教育正在全面发力，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投入力度可谓达致历史高点。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应建设实体性的国际大学城园区，以聚拢国际教育资源，彰显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的辐射作用。广州可以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校区所在地为中心，深圳可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所在地为中心分别打造广州国际大学城园区、深圳国际大学城园区，吸引世界知名大学和特色学院前来合作办学，汇聚国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以此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具有极强显示度的实体性载体。

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国际化高等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外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引入，目的在于提升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国际化水准与竞争力。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然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运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向来不是单向度的，即不是只输入或输出高等教育资源，而是双向互动。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在“修炼内功”（内部整合与外部引入）的基础上，对外应显示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的吸引力，通过其示范引领作用的发挥，打造成为世界级区域高等教育中心。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所形塑的国际化水准是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世界级区域高等教育中心的保障，亦是其对外输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前提。《纲要》明确指出，粤港澳大湾区要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支撑。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应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教师、留学生赴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集群交流、学习，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高校间合作的形式与范围，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发挥区域高等教育枢纽作用，建成“一带一路”国际文化教育交往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通过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教师和留学生，营造更加国际化的教育环境，形成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输入与输出的良性互动。